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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著力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的整體,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統。堅持唯物辯證法,就要從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去把握事物,去認識問題、處理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重視并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認識和探索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運動規律。比如,馬克思提出,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兩大部類必須保持一定比例關系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

      我們黨在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許多關于協調發展的理念和戰略。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統籌兼顧、“彈鋼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說:“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同志運用普遍聯系觀點闡述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典范。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針對新時期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在改革開放不同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兩手抓”的戰略方針。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處理好12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后來我們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我們對協調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化,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在解決我國發展問題上的方法論意義。

      新形勢下,協調發展具有一些新特點。比如,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再比如,協調是發展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一個行業在其特定發展時期既有發展優勢、也存在制約因素,在發展思路上既要著力破解難題、補齊短板,又要考慮鞏固和厚植原有優勢,兩方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實現高水平發展。又比如,協調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強調協調發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更注重發展機會公平、更注重資源配置均衡。還比如,協調是發展短板和潛力的統一,我國正處于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階段,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階段是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發展不協調、存在諸多短板也是難免的。協調發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補齊短板上多用力,通過補齊短板挖掘發展潛力、增強發展后勁。

      下好“十三五”時期發展的全國一盤棋,協調發展是制勝要訣。我們要學會運用辯證法,善于“彈鋼琴”,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從當前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問題出發,我們要著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這是五中全會在部署協調發展時強調的重點。

      要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產力布局優化,重點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構建連接東中西、貫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網絡化、開放式的區域開發格局,不斷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要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工農城鄉關系,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共識、匯聚力量,用優秀文化產品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民提供豐潤的道德滋養,提高精神文明建設水平。要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建立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格局,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相一致,使兩者協調發展、平衡發展、兼容發展。

      第三, 著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發展,就其要義來講,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個規律誰也無法抗拒。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寫到: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

      上個世紀,發生在西方國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對生態環境和公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其中,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先后導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紅眼病。倫敦煙霧事件,1952年12月首次暴發的短短幾天內,致死人數高達4000,隨后2個月內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統疾病,此后1956年、1957年、1962年又連續發生多達12次嚴重的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因工廠把含有甲基汞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水俁灣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魚和貝類后患上極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脅者多達2萬人。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對化學農藥危害的狀況作了詳細描述。

      據史料記載,現在植被稀少的黃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脈也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毀林開荒、濫砍亂伐,這些地方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蔓延,湮沒了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沙漠的擴展,毀壞了敦煌古城。科爾沁、毛烏素沙地和烏蘭布和沙漠的蠶食,侵占了富饒美麗的蒙古草原。樓蘭古城因屯墾開荒、盲目灌溉,導致孔雀河改道而衰落。河北北部的圍場,早年樹海茫茫、水草豐美,但從同治年間開圍放墾,致使千里松林幾乎蕩然無存,出現了幾十萬畝的荒山禿嶺。這些深刻教訓,我們一定要認真吸取。

      在對待自然問題上,恩格斯深刻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這個道理要銘記于心、落實于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這是值得我們自豪和驕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羨慕我們的地方。同時必須看到,我們也積累了大量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明顯的短板,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比如,各類環境污染呈高發態勢,成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這樣的狀況,必須下大氣力扭轉。

      我們的先人們早就認識到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論語》中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網打魚,不射夜宿之鳥。荀子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呂氏春秋》中說:“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這些關于對自然要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我講過,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我們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中國美麗。前不久,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我強調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就是這個考慮。

      各級領導干部對保護生態環境務必堅定信念,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和做法,決不能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一地的經濟增長。要堅定推進綠色發展,推動自然資本大量增值,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讓老百姓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切實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環境效益,讓中華大地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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